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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粟裕蒙冤的一个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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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蒙冤的一个启示

  粟裕,离我们很近。

  因为,他是被毛泽东誉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将”,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四大野战军之一的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的实际最高指挥官。军史扬名的的“准海战役”,即是粟裕最先提出战役构想的初级蓝图、尔后又奉中央指令积极发展组织为超级大战役,并在准海战役中指挥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的。

  1949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的文章,以事实盛赞粟裕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文中还引用了刘伯承对粟裕的高度评价:“智深勇沉、百战百胜,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有古名将风,有古大将风,是中国的战略家。”

  粟裕,又离我们很远。

  因为,这五十年来,特别是1958年至1994年间,他的形象常处于云遮雾罩若显若隐的状态。共和国第一大将,突然而基本消失于公众眼前,消失于报刊之中。要么,偶尔出现在媒体中时,却在他的名字后面,挂上的是“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或“中央军委负责人”这类模糊不清、使外人根本读不懂其内涵的职务名称。

  最令人不解的,是粟裕晚年之际,他竟然坚决地远离“淮海战役”那段光辉历史。

  “准海战役”本应是粟裕大将革命与人生的最大亮点,但是,自1958年7月之后,“准海战役”一事,竟然却反演变成了将军的一个忌讳。1958年之后,每当有人建议粟裕对“准海战役”作一些回忆、总结时,他都予以坚决推辞。他还对他的夫人楚青说:“准海战役的文章我不读,准海战役的书我不写,准海战役的戏我不看!”

  粟裕辞世后,解放军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洋洋近40万字,是粟裕对他几十年戎马生涯、特别是他指挥经历的各大战役情况的回顾。按理说,准海战役是粟裕参入指挥的最重要一次战役,但原稿之中,却居然没有关于准海战役的半点内容!致使价值重大的《粟裕战争回忆录》一书,留下了份量如山的遗憾。

  虽然,1989年在粟裕逝世五周年之际,他的夫人楚青将粟裕以前曾即席回答他人关于淮海战役的一些提问,整理为《粟裕谈淮海战役》一文,发表在当年第6期的《党的文献》杂志上。解放军出版社则于2007年作为附录,补入再版的《粟裕战争回忆录》(改名为《粟裕回忆录》)一书。

  但是,以粟裕即席回答提问而整理的《粟裕谈淮海战役》,毕竟只是粟裕对淮海战役看法的片断,而不是他有系统的对那场大战役所作的全面回顾与思考。因此,人们便仍无法从中全面准确了解到,常胜将军粟裕对此战役的思索、判断、决策与指挥过程。而这一切,都是解放军军史中,极为宝贵的思想与精神遗产,也是军事学武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宝。而今,斯人已长逝,这些重要的内容,也均随鹤西去,永无再现之可能了!

  真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啊!

  太让人遗憾了。

  然而,在这个令世人无不叹息的遗憾后面,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共和国第一大将的粟裕,为何如此决绝地要使自己与“淮海战役”的光荣,予以隔离?

  遗憾,源于五十四年前那次军委扩大会中的一次错误批判。

  1958年5月28日至7月22日,根据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军内整风的意见,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整风与整编,起初是只有300人参加的小型会议,尔后,又演变成与会者达到1000余人(师以上军官)的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有二个方面:其一是主持军事学院与军队训练工作的刘伯承元帅、萧克上将之所谓“军事教条主义”,其二便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之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的,是时任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

  而代表中共中央领导这次会议的负责人,则是邓小平。

  对于这次批判,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从而为刘伯承、萧克当年的冤案平了反。

  但是,粟裕所遭受到的冤屈,则一直到1994年才正式明确宣布平反。当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通过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张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纪念粟裕的文章,文中正式宣布:“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同一次会议的问题,为什么粟裕问题的平反,要在刘伯承、萧克当年的冤案已平反14年、粟裕去世10年后,才予以解决呢?

  这之中,有些什么蹊跷呢?

  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批判时,给粟裕的定的罪名,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二是有点“里通外国”(苏联)。因为这个“里通外国”的错误,致使最忌党内同志单独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毛泽东,在一次小会上,顺水推舟,按聂荣臻的说法,又给粟裕扣了顶“坏人”的帽子。

  实际上,这二个罪名,重要的是第一点,即所谓“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没有这一点,第二点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也不会由此对粟裕有这个轻率评说。

  因为,所谓“里通”苏联,不过是当时粟裕欲向苏联军队学些部队正规化的经验而已。例如,会议中,有人提出粟裕“告洋状”,说粟裕到苏联访问时,与苏联总参谋长对口会谈,在会谈过程中,粟裕曾提出: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关系,请苏联总参谋长介绍一下苏军的经验和做法。不知是翻译文字语言上的原因,还是对方没有正确理解,苏军总参谋长听了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没有具体解释。粟裕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

  粟裕是总参谋长,又是国防部副部长,不会不知道中国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此题涉及敏感,粟裕自然不会说什么了。

  真正致使粟裕蒙冤、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罪名的原因,实际上是他的军史功劳与当时所处地位不相称,而带来的人事矛盾所致。

  对此,杨尚昆坦率的披露了这个问题的实质。

  1983年2月2日晚,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在他的住所接见粟裕的夫人楚青时,对楚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半个是陈。”

  彭德怀、聂荣臻、陈毅。

  其实,还有一个,杨没有说也不能说,就是邓小平。

  1958年军委的那次整风,最主要的领导者,是邓小平和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则都不是领导者。但是,这四个人每个人和粟裕都有一本帐。

  其中,聂荣臻是在1954年担任总参谋长时,与粟裕发生了矛盾。因为,毛泽东当时对总参的工作不满意,说聂没有及时向他毛泽东汇报,开军委会时,聂往往又没有什么多话说,毛就指责聂说,“我又不是要请一个木头菩萨来”开会。因此,毛便经常直接问任副总参谋长的粟裕,而粟也能回答得令毛放心。由此,粟便得罪了聂,他认为是粟蓄意越权,令他难堪。

  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粟裕仍是总参谋长,不过,这时彭让黄克诚做了新设立的军委秘书长。这样,军队的指挥系统实际有了二个中心。

  鉴于二个中心这个弊端,所以后来自粟裕下台了,黄克诚起,总参谋长就大都兼军委秘书长了。

  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自然关系密切些。而毛泽东却又只认为是粟裕在管总参,因此,他仍然要粟直接向他报告军队的事。由此,彭德怀便认为粟作为参谋长不向他这个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汇报,而直接通天,是对他的不敬。粟左右为难,只好每每于毛要的报告上,在前面写上“彭副主席并呈中央、毛主席”,但彭却又退回,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

  因而,彭、粟关系相当不好,但彭在上,粟处下,粟只能无可奈何。

  陈毅与粟裕的关系之中,说来原本更没有什么事。只是,粟裕在华东野战军期间,由于陈毅与时为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关系紧张,加之他的一些军事方略不为毛泽东看好,而改令由粟裕实际指挥了华东野战军,并将陈毅从“华野”调开,去了中原野战军(“中野”)刘伯承、邓小平处。此事,无疑极令陈毅不快,但由于是毛泽东的意思,他也无奈。于是,陈毅不敢怨毛,当时也尚不能怨饶,但迁怒于粟裕是不可避免了。

  此事中,毛为军事大计,任命粟裕取代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但粟裕可能认为自己资历不如陈毅,故二次拒受,而请毛仍命陈毅为司令、政委,他只在实际中代理。粟裕这样做,想必是以为照顾了陈毅的面子,殊不知,陈不是这样想的,而是反认为毛泽东二次要粟裕担任司令一事,是粟裕搞了名堂,是粟“阴”的表现,以此猜度之怨气,在心中积了十年,直到1958年粟裕挨批之际,才喷发出来。

  邓小平与粟裕的关系则比较微妙,表面上,谈不上什么恩怨。然而,对于奠定中共军事战史辉煌之一的淮海战役之功劳,邓小平却显然有他个人的某种认为。

  淮海战役后期,邓小平虽然曾有一个负责领导“华野”与“中野”的“总前委”书记头衔,但实际上,包括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五人在内的“总前委”,实际只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召开过唯一一次会议,而在整过战役中,“总前委”并没起什么作用,十分之七的战役任务,是由粟裕指挥“华野”独立完成的。并且,“中野”的军事指挥官还是刘伯承,并非是政委邓小平。

  对此,毛泽东、刘伯承都始终认为,淮海战役的头功,非粟裕莫属。

  刘伯承就说了:“淮海战役这个仗,主要是三野(华野)打的”

  然而,肯定了这一点,就等于是否定了“总前委”书记对淮海战役功勋的第一地位。

  因此,看到粟裕倒下去,不排除邓小平会有惬意之感。

  有二件事可以证明这个猜度:

  其一,淮海战役展开之初,其实邓小平、陈毅也如很多人一样,是认为粟裕对此战的构想是“贪大、贪多”,并不积极。当时粟裕电请刘、邓及当时在“中野”的陈毅统一指挥两个野战军,邓、陈可能想事先避免承负战败责任,便以电台联络不便,要粟直接听命于中央与毛泽东。所以,粟裕就只好直接与毛泽东汇报、并单独指挥战役。

  而战役打胜后,邓小平便说,淮海战役是两个司令员指挥的。

  陈毅则用大而化之的评价,说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削弱粟裕的影响。

  但到了1989年,其他当事人都不在了,邓小平又说:“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此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成为目前的定论。

  对于邓小平的政治作风,叶剑英曾有过评价:“小平是很擅权的”。

  叶帅的这个看法,不会是空穴来风。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交代首任驻华大使尤金,要他到中国办的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在《纪念粟裕大将百周年大会文件汇编》一书里,原“华野”干部马苏政说:“尤金到中国后,向毛主席转达了斯大林的要求,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后来尤金又问过陈毅同志,陈老总说:‘你去问邓小平就知道了。’邓小平却不说。”

  邓小平为何不愿向尤金谈淮海战役?

  怎么谈?

  谈粟裕的功劳,他没兴趣;而说是他这个名义上的“总前委”书记指挥的,却又难以说圆。

  有此前由,所以,1959年军委扩大会上粟裕陷入挨整境地时,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邓小平,便完全站在了支持彭德怀、陈毅、聂荣臻三个人的立场,推波助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代表中央宣布1958年的“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为刘伯承、萧克平了反。但是,却没有对当年一道挨整的粟裕,给予什么新说法。

  显然,若邓小平不发话,是没有谁敢为粟裕平反的。何况,1980年时,另一位事主聂荣臻,还健在。

  因而,直到此后又过了14年的1994年,邓小平基本上从政治上退下了,聂荣臻也于此前早二年去世了,刘华清、张震二位军委副主席,才得以用《人民日报》文章的形式,为已去世10年的粟裕平了反。

  但,尚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宣示。

  大概,因当时邓小平虽已近90岁高龄,不管事了,毕竟尚在人世。

  导致粟裕遭到的这个不幸,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从人际关系角度分析,显然,粟裕本人也存在一个大错误。

  什么大错误?

  他不应该二次推掉毛泽东提拔他的机会,从而,致使他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被埋下了定时炸弹。

  第一,他不应推却正式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第二,他不应推却原本可以授受的元帅军衔。

  在政坛、官场,甚至职场中,历来有二条古训:“名不正,言不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从粟的一生看,他显然是一个想干事,也极能干成事的人才。然而,在政坛、官场,或职场中,要能干成事,仅凭个人的才干,还是远不够的,而必须具备干事的合适平台。并且,干大事的人,还不能是小平台,而必须是相应的大平台,这样,人的才干,方能有得以无碍而施展的天地与机会。

  当初,粟裕既然胸中已有大计划大战略,那么他就应接受毛泽东任命给他的地位,从而能名正言顺的指挥作战,并进入历史。然而,他却谢绝了。

  评军衔时,毛泽东拟定粟裕为元帅,他又谢绝了。

  二次推谢,都是有益于了陈毅。

  不论是粟裕是顾虑陈毅的面子,还是因他性格上,缺乏政治家所须具备的“当仁不让”的大丈夫作风,而不敢越过顶头上司去执掌大权,或者是他过于信奉重实干轻名位的哲学,反正,粟裕个人的后来的困境,就是由此造成!

  同样会打仗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要比粟裕高明。

  在十大元帅之中,林彪的资历至少是排后三名,南昌起义时还只是连长,但是后来不久,他的职务便很快越过了他的教官、上司,成为方面军首长,林彪却并不为此惶惶。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期间,因原东北局书记彭真领导不力,毛泽东便提拔任命林彪超越彭真,做了东北局书记,而当时,林彪仅只是中央委员,而东北局包括彭真在内的其他四名副书记,却都是政治局委员!对此,林彪也不谦让推辞,照样理直气壮坐到一把手位置,行使指挥大权。因为,他深知“名正,言才顺”的道理。

  中共在东北的局势得以迅猛发展,与林彪敢独统大权是分不开的。

  显然,粟裕没有这种认识与气魄

  设想一下,如果,粟裕当初就正式做了华东野战军的司令、政委,而不是什么“代理”,当初就当仁不让的接受了元帅的荣封,那此后,他与聂荣臻、陈毅、彭德怀即便仍可能会发生矛盾,但他至少还可旗鼓相当的平等对待,而不是象1958年那样,身处下级被动处境。当时,按传统与规则,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前,就是只先找了邓小平、彭德怀、陈毅、聂荣臻四个人开小会研究,决定会议议题。相反,当时粟裕若也能以曾经的野战军一把手、后来的元帅身份参与小会,就完全可以避免邓、彭、陈、聂四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先入为主而在毛泽东跟前抹黑他的境况。

  实际上,若粟裕有野战军第一首长及后来的元帅身份,至少彭、聂二位在与他共事时,彭、聂便不能以对下级的态度为难粟,从而粟裕当时的处境就不会有那样尴尬,人家就只能与他商量办事,而不是能动则指令他了;同样,他与毛泽东的相关联系,也就非常正常,而没有人敢非议越权什么的了。

  同样,若对待的是一位元帅,料想,邓小平也不致于会就轻易支持彭、陈、聂,会敢那样始终压住他粟裕的事(甚至连他粟裕去世多年也仍不给他平反)了。

  长期以来,某种文化总是宣传,要人们不要计较“名”或“权”,而要重在干实事。

  对此,那些深喑历史与人生之道的人,骨子里是根本不会相信的。他们坚信古训中的真理:名不正则言不顺。因而,他们口头上虽不会轻蔑这种文化,但在实际中,他们是绝不会按此而行的。

  相反,不少真正能干事的老实人,却被这种文化误导,以不要名不恋权的君子之风,对待官场、职场环境的风险。显然,他们将由此而吃很多大亏。

  粟裕,大概也是一个吃了这种亏的人。

  而殊不知,只要不是单纯为名为权而去争名争权,而是为了做正事,要名要权,都是应该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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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非常到位。不过还是要提一点,粟裕和林彪,虽然战功上相当,但是粟裕天身必然有自卑。林彪,有着黄埔军校的血统(相当于现在北大清华的学位),有着留苏的背景,在斯大林身边作过顾问,(相当于现在留洋镀过金,同时还作过美国总统顾问),平型关战役又是他打的(相当于有实战开门红的经历),粟裕出身行伍,没有高学历、洋经历,因此难以到林彪那样的资历来证明自己,只能靠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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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内部斗争,想整你就整你,想提拔你就提拔你,啥出身,战功都没用。
多少革命元老,扣上个AB党的帽子就拖出去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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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楼主只知道为粟裕不平,却不知道,狡兔尽走狗烹的道理,想想当年那种年代,各个都评战功,评资历闹起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又要变成军阀时代了,所以有些有识之士经历过了军阀时代的痛苦,隐忍了下来,不是不作为,而是形式不允许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已经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没有条件给中国人闹了。最后形成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要说不平,刘少奇,彭德怀......那些死都不瞑目的元老不更凄惨么?为什么他们都不想争?从现在的历史结果来看,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为了中国的发展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名利,却是死无其所啊!这里我只有默默的对那些真正的为了中国的未来而牺牲的元老鞠躬,愿望他们在天堂过得快乐!任何时候牺牲都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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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那么多,总之就是一句话,老三比老二还要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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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粟裕就谈粟裕,扯林彪不对了。
      论战功,五次反围剿粟裕在哪里?抗日第一次胜仗谁打的?解放战争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四野第二,谁敢说第一?
      论资历,这个资历可不看入党时间。周士第资历几个能比,北伐战争时都是团长了,才是个上将。最重要是呆在毛身边的时间,林彪一直是毛最忠心的学生,他大哥又是毛的恩人,两人铁杆关系邓小平都赶不上。毛提拔任命林彪超越彭真,做了东北局书记,彭真敢有意见?毛朱周刘陈林邓,他彭真排哪里。
      论做人,粟裕这方面简直和他的军事能力成反比,相反林彪在党内威望很高。
     粟裕想评元帅,那只有陈毅下来,粟裕比周更有发言权吗?所以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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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村包围城市,是创建自己的军队和红色根据地。粟裕打赢了一场场战役,却丢掉了赖以生存的大批根据地,使得野战军运动回旋的余地不断缩小,致使解放战争第二年华东野战军歼敌数量不理想。若不是中原野战军竭力配合,华东野战军很可能因区域缩小而瘫痪,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倘使陈粟在战役战术和根据地的创建上均是成功的,陕北压力再小些,恐怕刘邓是无需跃进的,这也是我们有理由怀疑的。在这一点上,中原野战军还是很好的。
这就是大将和元帅的区别!你不开根据地,兵是越打越少的,地也是越来越小的,根基不稳怎么能行,应该让粟和聂荣臻配合,一个会建设根据地一个会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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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和林彪  大将和元帅,不能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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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恶习,妒贤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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