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ojun2005

唐朝末年，中央政府需要面临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和外族入侵，渐渐无力应付，不得不依赖于地方节度使进行平叛和财政支持。而节度使对朝廷的的态度则是较为暧昧，常常是叛逆与忠诚并存，而朝廷却无法有效的对节度使进行节制。中央与地方的对抗日益升级。安史之乱后，朝廷意识到地方藩镇的壮大对中央政权造成的威胁，企图通过地方州府限制节度使的力量，但是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藩镇的力量进一步膨胀，成为唐末的动乱埋下了祸根。造成地方藩镇军事力量膨胀的原因之一就是唐代募兵制权力下放到地方后所带来的副作用，它极大地改变了唐朝地方军事力量结构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
       和地方以行政机关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不同，军事力量是藩镇发展的核心。唐代藩镇内部的经济是完全为军队而服务的。因为军队不但关系到藩镇内部的统治秩序的稳定，也是节度使割据地方，引以为傲的政治资本。为了保证兵源的稳定和质量，节度使建立了类似私人武装的牙兵制度。牙兵，又称“衙兵”，是藩镇军事力量的核心和精锐，是节度使的直属卫戍部队。他们对内负责保卫节度使的安全，对外则是主导战争的主力。其战斗力非一般的地方驻军所能比。牙兵的成员多为节度使的亲信，包括义子兵和乡兵。义子兵顾名思义，就是节度使自己出资供养的养子，而实际上却是“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位义儿，常在阁内”。通过特殊的亲情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军队内部的血缘联系和裙带关系。养子们长期跟随节度使，身份和地位也不断提高，有的甚至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乡兵则是从地方招募的职业军人，又称为外镇，他们长年驻扎在藩镇内的其他州县，而且不从事农业生产。 虽说他们长期在军中服役，但是大多是农民出身，一方面他们有保卫乡土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希望投身军旅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因此，这些军人只服从于能够带给他们直接利益的节度使，而对于朝廷的权威他们虽有模糊的认识，但绝不认同。因此这样的军队构成使得政府无法进行有效地管理。
       唐朝廷在地方的军事力量大多是由州府募集的具有团练性质的民兵，相比于规模庞大的藩镇正规军，民兵所担任的作战任务很轻，大多是镇压流民叛匪，转运粮草之类。另外团练的优势也较为明显，既能有保证农忙时的劳动人口的数量，又能在关键时刻迅速集结形成战斗力，更加重要的是它极大的节省了军费开支。但同时它的力量又十分薄弱，面对强大的外敌和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显得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得不依靠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节度使。
       面对某些节度使的无礼行径，唐朝廷也曾采取过一些手段和人事策略，较为著名的是针对遏制屡次反叛的魏博节度使（又称天雄军节度使）田承嗣，由宰相魏绛提出通过利用藩镇内“诸养子皆有精兵，恃功自恣”的心态，提出了相制思想：内部实施分权，对节度使的某些义子委任要职，使其与节度使相互猜疑。外部使节度使之间相互监视，遏制势力突出者，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种内部分裂，外部监视的策略看似天衣无缝，但是却收效甚微。一方面，藩镇内部的隶属关系尤为紧密，长期跟随节度使可以常常获得各种利益，而朝廷的许诺却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另一方面，节度使之间只要不发生吞并性斗争，一般都会对对方的反叛行为视而不见，因为率先平叛的藩镇无疑会首当其冲，遭受重创，不利于以后的割据局势。因此李绛的这种策略并不能有效地遏制节度使的反叛行为。相反借朝廷名义进行平叛的节度使也常常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自身发展壮大的筹码，最终成为新的隐患。

[ 本帖最后由 diaojun2005 于 2010-5-24 12: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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