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藩镇中势力最大而且危害最为深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这三镇自安史之乱之后,历任节度使的共有五十多人,而由唐朝中央政府任命的仅仅只有四人,其余全部都是由父子相承,或是部将推举,中央政府只有事后追认,不能进行更改。
唐朝的边镇一般实行的都是军事屯田或是营田,这些本该由国家支配的土体,因为藩镇的体制问题,最后都被节度使个人支配;而与此同时,藩镇还在未经中央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行屯垦,而这些新屯垦的土地,连名义上属于中央的制约都没有,每个藩镇的节度使以及他们的部将,在实际上就成为了拥有大批土地的地主,在财政上,岁赋不入朝廷,完全归藩镇自己支配,这就构成了藩镇格局的经济基础。
藩镇之间,互相利害一致,势同均患。虽然藩镇之间彼此经常为利益勾心斗角,甚至大打出手,但是在涉及根本道义和集团利益时,却往往同仇敌忾,形成了隐形的军事同盟。
就唐朝中央政府而言,安史之乱造成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无力统一调配军事开支,开始授权地方筹措军事开支,军费自给,为藩镇自理财务提供了法理支持。其次,租庸调制无力维持,特别是杨炎的两税法执行后,唐朝中央的收入完全依靠于江南地区,一方面财政的调度丧失了灵活性,另一方面,对于漕运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需要漕运沿岸各藩镇的支持。所以,也不能去讨伐藩镇,恢复国家统一。
在政治上,唐朝中央政府缺乏此后类似北宋的禁军,军事力量外重而内轻;而唐中期之后,朝臣,皇族,宦官,外戚等之间朋党之争,需要各引藩镇为外援,而藩镇也需要中央的代言人,维护他们的利益,之间互相利用。利益盘根错节,也就无法消灭藩镇势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