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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图文) [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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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31 15:2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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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中国人，还有讲真话的么？(图文) [5P]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11期封面：谁在讲真话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焦点。接着，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感。

   这些年，历届“两会”不乏“炮手”代表、委员的灼灼言论，他们也获得了场外的阵阵喝彩声。敢言者，如“盼望阳光财政，头发掉光了，也要坚持提下去”的蒋洪委员，抨击“垄断国企领导权力过大”、不改本色的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逼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SZ吕ZS?? 而民间的自觉者如白岩松，在领取电视界的褒奖时却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强，即便收到“领导来电让闭嘴”，仍旧继续显摆着他自以为正确的观点??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此番竟惹来纵谈国事的代表、委员，乃至场外人士捧场热论？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是一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

钟南山：我不乱轰，我有的放矢
任何单位或者群体，假如大家都能说心里话，这个群体肯定是生气勃勃的

白岩松：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
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民主的速度与模式是大问题

“听话”的张朝阳“火”了
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忽然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

任志强，与大众为敌的“争话”逻辑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六六：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
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

长平：讲真话的路径
只有在从政者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的环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断才能成立

“听话”的张朝阳“火”了

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2008年11月27日，张朝阳出席“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

   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2010年伊始，沉寂很久的张朝阳忽然火起来，原因是他的一番讲话，被认为讲了真话。众人由此认为，张显然是个有常识的人。据说，他在演讲的时候，网络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由此可见，张甚至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人们对张朝阳的溢美，并不过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公众视线中的张，除了他那些刻意为之的个人形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言辞虚以委蛇。也就是说，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张其实是一个善于说套话，甚至说假话的人。

“听话、出活”

   熟悉清华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所著名的学府提倡的校园文化价值是厚德载物，但流行的乃是“听话、出活”这样的市井格言。张朝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的身上显然有着清华大学的集体意识。某种意义上，张就是一个典型的既听话，又出活的人。即使在麻省理工读了博士，这种品质依然是他最醒目的标志。

   有人曾经分析过张的生态。今日中国内地互联网领域，新浪是流量最大的网络综合门户网站；网易的新闻门户意义稍微差一些，但它的信息服务在深度方面做得相当到位，网易第一次跨越了网络阅读的快餐文化，引领受众正在朝深度发展；百度的要点当然是中文搜索；腾讯有个可爱的QQ,这个小小的即时聊天工具笼络了一大批未成熟和半成熟的年轻人；盛大靠游戏赚钱；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只有起步很早的搜狐到今天为止，似乎无法总结出一条真正有含金量的核心价值。

   说实话，在新闻门户老大的位置被新浪夺走之后，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要想再次寻找到真正的核心价值，的确难上加难。在网易的短消息服务爆得大利之后，张朝阳曾经想开辟中国最大最优秀的彩信服务，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路径，不过却没有得到信息管理部门的眷顾，张朝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资金来推广，不料却栽在管理层的手上。

   这个时候，张朝阳身上的品质拯救了他，他开始回到“听话”的位置上，认同体制，认同管理，张开始在他的话语体系里置放一套非常娴熟的主流话语。人们甚至看到张朝阳忽然成了抵制外国产品、抵制家乐福的呐喊者和组织者，虽然他的私人游艇可能还放在嘎纳的海边，虽然他的一身派头都是外国叫得上号的知名品牌。

华丽转身

   可以说，过去的这些年，张朝阳话语体系主流复主流，事实上与他的公司战略有关。公司的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

   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该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自由经济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了呢？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张朝阳，从此来了一个华丽转身，非常决绝地走上了意见领袖的道路呢？

   的确，如果没有留意过张朝阳过去的言辞，今天他的表达简直就是哈耶克自由企业理论在中国的见证辞。

   比如张说，“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及在轻工业领域部分的市场化创造了made in China的奇迹，人类消费产品链条的中下游几乎被廉价的中国产品垄断，这就是30年经济奇迹的原因。”站在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层面看，张朝阳的确道出了事实，由于后发劣势，以及核心技术的滞后，中国的发展被逼到了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张的意思其实是想说，这种分工局面，是一种市场的自发秩序，而不是中国人的理性选择。

   再比如，张朝阳把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而且张断言，这种竞争的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我们无法战胜美国！”应该说，这样的描述，视野足够开阔，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张朝阳在这里肯定了普世价值，他其实是在暗示，真正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人主义精神为前提的，而中国要想发展，首要问题是要追求人的解放。

   当然，作为一个新经济新技术的公司人，张朝阳更加重视创新，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保护竞争也就是保护创新，我们目前只有民营企业才参与全方位竞争，而国有企业通常情况下，都在依靠垄断分享利益”。

   张的话有道理，翻看人类科技史，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都是个人劳动，或者说，都是由私人机构推动，而国有企业向来热爱宏大叙事，他们不在乎技术的更新，不在乎人的发展。

   我相信张朝阳的这些陈述，都是肺腑之言。一名以赚钱为使命的企业家，没有必要在言论方面刻意求新。

   问题是，张显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轨迹，如果中国的全球产业分工位置持续走低，他所在的新经济领域，必定越来越萎缩，一个靠粗放型加工寻求发展的市场，显然不需要那么多新观念和新技术，中国的一批新经济企业有可能被导入到陈旧的企业制度模式之中。今天看起来锐气十足的互联网企业，他日极有可能重蹈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人浮于事、发展乏力、腐败盛行的覆辙。

   也就是说，即使仅仅从利益出发，张朝阳也不愿意这样的局面出现。现实的市场逻辑是，任何一家新经济企业，都是以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在这里，信息自由不再是一种泛政治口号，而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说，在这样的层面上看，今天的张朝阳的确说了真话，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真话。没有人能够超越“屁股决定脑袋”的魔咒，张朝阳也是如此。

张朝阳的真心话

● 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兴奋地（如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收集着我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仿佛中国，middle kingdom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的。这是一种幻觉！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

● 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 具体怎么做？问题很复杂，但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

胡舒立的姿态

   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2004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在2009年，她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

   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她就是一个写字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我所看到的现实是，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

   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清末，伴随着民智渐开，《新民报》就提出醒目的办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现代媒体产权与言论权的双向独立立场。中国的新闻先辈们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独立的媒体，不仅是新闻理念的独立，也是财产权的独立。张季鸾显然更加认同这样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先声夺人，直接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方针。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令人沮丧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储安平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储安平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可谓真正学院型新闻人才。但他没有在产权与分工的层面理解新闻，虽然有胡乔木推荐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仍然没有摆脱悲凉的命运。还有著名的陶菊隐，北洋军阀时代无孔不入的新闻人，后来只能以写旧闻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旧闻，陶先生也枷锁缠身。

   我相信聪明如胡舒立，对这样的历史图景烂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为，既要继承前辈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辈的新闻困境。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沉寂数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蓝色骨头》，技术上完全向R&B和RAP靠拢，但歌词却写得分外具有中国语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兴趣呢。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这个浮躁的时代，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

六六：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

在《蜗居》里，“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她的朋友、出版人金丽红说，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语言是喷发式的，随笔更适合她。六六却觉得女性写杂文不可爱。

“我偶尔露锋芒，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很温和的。”在六六看来，女性写杂文不可爱。

一个人对朋友是个好人，但放在社会里，他就是另一种形态。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

   南都周刊记者 _张守刚摄影 _邵欣

“如果《蜗居》再深刻些，就是《茶花女》了。”3月23日上午，有记者这样对作家六六说。

   这个评价似乎相当受用，六六很谦虚地回答：我的水平可能恰恰就是有这段距离。她说，近期注意到张朝阳说的权贵阶层对社会的影响，而当时自己写《蜗居》时，这个思路还不太清晰。“两会上为什么提出幸福感和尊严感？这就是幸福和尊严的缺失。”

   就在满城尽说《蜗居》时，今年“两会”期间，温总理也坦言“知蜗居滋味”、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还向干部推荐观看。

   此前，六六被称为“新生代情感专家”，而此次因为新作《妄谈与疯话》直击婚姻、房价、税收、公德等话题，言辞泼辣，她又获得了一个新头衔——“女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社会上只有两类人冒死闯红灯，一类是社会的最底层，诸如送外卖的，送快递的，钟点工，民工，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多一分钟就多一毛钱，这叫被逼作死。另一类就是空字头，武字头，各种非正常牌照颜色的车及超级豪华车，这类人叫自作死。”

   这就是所谓在《蜗居》里，“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话”。她的朋友、出版人金丽红说，六六的性格火辣、直率，语言是喷发式的，随笔更适合她。六六却觉得女性写杂文不可爱。她自己以前喜欢比较犀利的散文家 ,一个是龙应台，文笔过于犀利所以嫁了个外国人；另一个是陈文倩，她至今未婚。“这真不是好兆头。”

   于是，她强调：“我偶尔露锋芒，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很温和的。”

   不妨来看一个批评，有人说：《蜗居》对现实的展示很好，但批判的力度不够，比如为什么把贪官写成“情圣”？

   六六回应说：我认为所有人都不是好莱坞电影，非好极坏。一个人对朋友是个好人，但放在社会里，他就是另一种形态。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听起来，这也是一种大真话。

   “不缺思想，缺的是释放的地方”

   南都周刊：很多人说，不要看《蜗居》，因为太压抑了，这种压抑可能来自真实。《蜗居》与现实，哪一个更残酷？

   六六：海萍和丈夫苏淳，发觉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这种挣扎的状态是残酷，但生活中太多的人还不如他们，不是还有“蚁居”一族吗？

   南都周刊：你有做房奴的体验吗？

   六六：我没买房，因为买不起呀。

   南都周刊：那在你看来，对目前城市中的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要不要去蜗居、做房奴？

   六六：如果有薪水的人都能拒买暴利房，那房价一定会跌。可我们永远随着庄家的指挥棒在舞蹈。

   南都周刊：“说真话”不容易，即使一部虚构的《蜗居》，也有人批判它“低俗”。你如何看待？

   六六：文艺作品不怕批判，有争议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不期待我的作品被认可为高雅艺术，同时也保留我自己的态度。我可以一方面往高雅进步，一方面保持我的草根性。

   南都周刊：上海是你的小说的重要场景，也是韩寒所在的城市。你喜欢上海吗？怎么看韩寒？

   六六：我喜欢韩寒的直言。这个社会中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不惧批判的人越来越少了。韩寒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探讨教育体制存在的现实意义。

   南都周刊：你的语文老师刘小平曾批评你的作文“媚俗”，“高的作文分数不代表你有卓越的，哪怕是真实的思想”。你觉得，当代文坛是否还有这种倾向？

   六六：我喜欢这个问题。中国文坛不缺思想，缺的是释放思想的地方。每个人都有思想，关键是如何去表达。如果社会缺少表达思想的空间，就很难有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现象发生了。大国是不怕批评的，我相信中国面对批评也有把握的能力。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说，“越发感到底层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炸药包”。这个炸药包的引线在哪里？该如何拆除？

   六六：引线就在社会的不公平性上。不是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吗？比尔·盖茨说过：“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是表现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上，而是表现在如何用它来消除不平等。”当然，完全消除差距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淡化这种差异，消除对立。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

长平：讲真话的路径

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

1995年秋，巴金在杭州西子湖畔。晚年的巴金一直在提倡说真话。

如果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从政者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只有在从政者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的环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巴金

　　人们在怀念作家巴金的时候，总是忍不住夸张地说，他晚年提倡讲真话，在民族的灵魂世界树立了一座万人敬仰的丰碑，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按照这个逻辑，讲真话可以仍然困难重重，但应该越来越容易才对。可是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听到了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的一句真话：“说真话越来越难”。

　　巴金先生对“文革”的总结很简单，那就是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他还说，那些权势人物就是靠讲假话爬上去的。不过巴金先生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不说真话、不做真事的运动，为什么说假话就可以爬上去？既然说假话有这么大的好处，那么人们说真话的动机在哪里呢？巴金先生在 “文革”后讲了一些“文革”的真话，得到了热烈的喝彩；假如他在“文革”中就讲真话，又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

　　显然，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空话、套话，取决于一个怎样的语境。张委员说，“有些人不敢讲心里话，只能选择一些过得去的话，其实大家在基层干了这么多年，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所以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这种情况下，谁要站出来讲真话，反倒有些奇怪，会成为新闻。就像张委员这样，被很多媒体报道。

　　当然讲真话首先是一种道德。巴金先生说，“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这话对有道德感的人才有用。道德感首先要求面对自己的内心，是自己对自己的灵魂以及自己所持信仰的交代。因此，备受谎言折磨的人，往往是枯坐书房里冥思苦想的作家和诗人。索尔仁尼琴曾经号召大家，“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他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环境，社会条件，是超脱不了的，存在决定意识嘛，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毫无办法。……可我们有办法──什么事都办得到！”

　　索尔仁尼琴开出的办法其实跟巴金说的类似，那就是——“唾弃谎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的是彼时的当下，敢于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办法包括：

　　──不举手赞成不真心同意的提案；既不公开也不秘密投票赞成不称职或不可靠的人；

　　──听到发言者的谎言、荒诞无稽的空论或恬不知耻的宣传，立刻离开会场、讲堂、剧院和电影院；

　　──不订阅和不零买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杂志。

　　这些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基本的道义，即使对现在的多数人而言，恐怕也只有有道德洁癖的人，才会严格地遵循。

　　索尔仁尼琴下面这番话，在很多人听来，也许真的只是天真的梦呓——他说：“假如我们连不参加撒谎的这点勇气都没有，我们真的一钱不值，无可救药了，那么，是我们，应该受到普希金的蔑视：干嘛赐给牲口以自由？它们世世代代继承的遗产，就是带响铃的轭和鞭子。”

　　那些说惯了空话套话的官员们可以释然，因为索氏后来成为一个彻底脱离社会的人，一个无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他的确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

　　我记得哈维尔也开列过类似的清单。哈维尔是一位荒诞剧作家，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中国作家津津乐道的“纯文学”道路，而是不能容忍生活中的荒诞，最后成为一位政治家。

　　在很多政治家看来，哈维尔把政治当文学在搞，所以那么强调道德、良心和灵魂。这种说法其实只对了一半。另一半的故事是，哈维尔并没有要求大家只要守住灵魂就行，各自煲一锅心灵鸡汤，悠然自得地享用。事实上，他和他的同道一直在行动，并以行动换来了社会转型。

　　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可以理解为，个人内心的纯洁，最终应该换来社会制度的干净。假如我们回避这一点，只强调说真话的道德勇气，那要么是把代表委员们都变成“有道德洁癖的精神贵族”，要么自身也成为一句假话。在对于张维庆委员的报道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基本上只是在呼唤道德勇气。这也只做了一半的工作。由于另外一般的搁置，可以肯定的是，到明年、后年甚至很多年以后，张委员们还会有同样的抱怨。

　　即便是在西方政治文明更加发达的国家，议员们也不可能都有哈维尔的境界，他们更多地也只是政客。哈维尔似的政治家，必须为这些政客创造一个环境，跟巴金先生和张维庆委员所指控的情况不一样，政客们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只有这样，巴金先生的这个判断才能成立：“说真话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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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述评

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讲真话难，讲假话易，是有原因的。一是政绩出干部，中国的官本位制的干部制度，造成了干部都想升一级的状况。本无政绩，如何升官？只好编假，以假充真，编造政绩。而考核者不深入，只看数字，只听汇报，作假者得到好报。反而据实讲真话者，被批评、挨整、撤职的皆有之。二是自古忠言逆耳，多数人是“顺风耳”，不是听得远，而是爱听顺耳的话，况且下边的假话、假数字对自己并非没有好处，层层作假，假政绩共享，形成了说假话的社会风气。

　　讲真话的人也有，巴金、季羡林等大家在耄耋之年随心所欲写随感；单位里开座谈会，离退休老干部最敢说实话，是因为没有了世俗的乌纱帽概念。还有从不想升官的农民，不会讲假话。不知做何表情。

　　讲真话需要勇气，需要大无畏，需要共产党员的品格。党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的实事求是的、能讲真话的共产党员，需要千千万万的实事求是的、能讲真话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而讲真话，也需要全党、全社会造就一个宽容的、鼓励讲真话的环境，如同在商品上打假一样，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也要打假，树立讲假话可耻的良好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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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ar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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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31 15:3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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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一下，慢慢看，买不到南都周刊，遗憾啊，看了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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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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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31 15:41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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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言行是比较难以琢磨的，但作为是公众人物有必要讲实话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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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man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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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31 19:3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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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可是河蟹社会，真话出来一句被河蟹一句，还有谁愿意讲？凡是讲真话的，除了背景够硬的之外也被河蟹掉了，谁还敢讲真话？天朝这一现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自然要改善这种现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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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ppo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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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31 19:4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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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的人多了，只不过大家都无法听得到。假话有更好的渠道可以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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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虫的四月该用户已被删除	6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3-31 20:23 只看该作者 0 白岩松：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能做到得早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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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h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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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4-1 12:2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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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在天朝歌舞升平的赞美声中，这样的人尤为可贵，希望他们走的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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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uoxin3 该用户已被删除	8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4-1 12:33 只看该作者 0 要是说个真话都那么难，怎么替人民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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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哮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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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4-1 12:49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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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有分量的人怕影响自己的前程不敢说真话，敢说真话的人说出来的话又没有分量。那些少数说话既有分量又敢于说真话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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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88816 该用户已被删除	10楼大中小发表于 2010-4-1 14:37 只看该作者 0 现在你看看新闻，还能看吗，已经不能看了，鸡皮疙瘩能掉一地，什么玩艺，真不是玩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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